死者曹某芝的老伴儿刘某芳、儿子刘某毅作为原告诉称，被告彭某萍及母亲张老太与他家为邻里关系，平日关系要好。2017年9月16日凌晨1点半左右，张老太从自家床上摔下，由于其体重较重且行动不便，女儿彭某萍到原告家求助。原告刘某毅当时在单位值班，家里只有刚出院的老父原告刘某芳、母亲曹某芝及怀孕的妻子，刘某芳、曹某芝仍前往被告家中帮助彭某萍共同将张老太抬回床上。

随后，刘某芳、曹某芝返回家中，曹某芝刚进家门便感到胸口憋闷不适要去卫生间，坐在马桶上后即倒在卫生间。待120急救人员赶到时，曹某芝已经没有生命体征。死亡证明显示，曹某芝死于心源性猝死。

原告刘家父子认为，因两家关系较熟悉，被告理应了解刘家有刚出院的老人和孕妇，但被告彭某萍仍选择向原告家求助。其求助时间为凌晨1点半，正是人体进入深度睡眠且各项机能最差的时间，被突然惊醒后从事重体力劳动对人体损害极大。曹某芝助人时间为凌晨1点半左右，拨打120时间为1点43分左右。助人时间和发病时间如此接近，死亡与助人行为有因果关系。因此，被告对于曹某芝的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请求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、丧葬费、死亡赔偿金等6项费用共计99万余元。

该案于10月15日下午2点在通州法院开庭审理。庭审过程中，原告方认为，应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四条中规定，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，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，不承担赔偿责任；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，判处被告承担赔偿责任。

原告还指出，目前所提出的共计99万余元的诉讼请求中，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，丧葬费、死亡赔偿金、被扶养人生活费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的金额、年限、人口，同时按照被告承担70%责任来计算。误工费、急救费则有相关票据证明。

被告彭某萍（左）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郭谦 摄

被告彭某萍辩称，事发当天大约凌晨零点多，老母亲张老太从床上掉下来，自己将她搀扶着坐起，但无法将她抬上床。自己打开门看到原告家的门敞着，只有防盗纱门关着。透过纱门的空隙看到屋里还亮着灯，于是就敲门把曹某芝叫了出来。得知其儿子（原告刘某毅）不在家，自己本就说算了，死者连说没事，就过来看了一下情况，觉得自己抬不动，去把老刘（原告刘某芳）叫来，刘某芳过来后才把张老太抬到床上。

被告彭某萍的儿子熊先生称，当时是夜里12点半不到，接到母亲电话于是就往家赶。等大约半个小时后到家的时候，还没进屋，母亲就说让看看隔壁曹姨家怎么了。进去一看，曹姨坐在马桶上已经没有生命迹象。

被告代理律师认为，曹某芝的死与被告的求助行为没有因果关系，曹某芝死于心源性猝死，是一个意外，更是一个巧合。即便被告不求助，也不能排除其自身发病，原告将死亡与求助相联系，没有法律依据。其次，被告的求助没有过错，也没有违法行为，并非不合理求助。根据被告陈述，死者曹某芝并没有帮工行为，只是陪同帮工。此外，对于原告诉讼请求中的误工费、被扶养人生活费，被告存有异议。

同时，被告彭某萍补充道，自己并非如原告所说在事发后就避而不见，而是因为母亲张老太事发后住院，自己一直在陪护。“今年4月份，原告刘某毅因情绪激动踹我家门，我家里老母亲有病，考虑到自身和老母亲的安全，我们才搬走的。”彭某萍说。

在随后的举证质证和阶段，原告在法庭上出示了丧葬费、急救费等单据。同时，有当日拨打120急救电话的手机截图，截图显示拨打时间为凌晨1点43分。

同时，原告提出要求事发时在场的原告刘某芳儿媳、刘某毅的妻子刘某霞作为证人出庭作证。

刘某霞称，因为是孕妇，而且有流产先兆，所以她自己并没有前往彭某萍家参与救助。但她听公公回来说，当时婆婆也动手抬了人，是两位老人加上彭某萍一起，三个人将张老太抬上床的。同时，刘某霞再次向法官确认当时是彭某萍主动敲门求助，且当时家中三口人都已经睡下休息，是在听到彭某萍敲门后才打开灯去开门的。彭某萍在得知刘某毅不在家的情况下，并未拒绝帮助。此外，刘某霞称婆婆曹某芝有糖尿病，但此前并没有心脏病。

被告代理律师向刘某霞询问如何确定敲门的时间是在1点30分左右。刘某霞称，因为自己是孕妇，经常有胎动睡得不实，而且经常起夜，于是自己在睡觉时都会在屋里开一个小夜灯。当时彭某萍敲门时，她借助灯光看了表，确定是1点30分左右。

原告方表示，证人与己方认定完全一致，没有异议。但被告方表示，因证人与原告之间有利害关系，因此她的陈述与本方认定事实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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